走进闻名遐迩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古代建筑群的“集贤”正门，迎面正中的是渊源悠久的“太学”门。门外东侧，立一通汉白玉石碑，碑阳通体镌刻着碑文，这就是著名的明代《五朝上谕碑》。原碑为明成化三年（1467）立石，载有明代太祖、宣德、正统、景泰、成化五位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敕谕。其中第二道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做，文体为白话，带有浓重的方言特色，所以“五朝上谕碑”又名为“白话圣谕碑”。
明成化三年，距朱元璋即位建立大明王朝（1368）整整过去了99年。明宪宗选择这样一个祥瑞数字的年代跨度立石，别出心裁地将五朝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训饬镌刻于一碑，藉此回顾和纪念明太学发展的历史，想必古人也明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从中世纪的1368年到1467年的这一段时间是明代动荡的一百年，明太祖立国治世，他的身后曾发生了“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重要事变。国子监的教育进程也因之变化无定。终明之世，太学教育共存280年，政明学盛，政怠学失。《五朝上谕碑》（以下简称《碑》）所载的历史跨度，是为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成化七朝。碑身所镌刻的太祖、宣宗、英宗、代宗、宪宗五位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七道谕旨，假以百年历史背景细细读过，会使人悟出这碑身之外的深刻义理。
一、政明学盛，其兴也勃
《碑》载：“洪武十五年二月，敕谕监丞、典簿、掌馔：监丞掌罪生员，不依学规者，不署钱粮文书；典簿掌钱粮文卷，不罪生员；掌馔专掌师生饮食；其余养猪、养牛、磨面、洗麸、做醋、磨豆腐、豆粉、晒酱、洒扫学舍、洁净东厕，监丞、典簿、掌馔一同提督各堂，常要无灰尘，饮食丰洁。其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听使令，三更五点不起，有悮生员饮食，一两遍不听，打五十竹箆，三遍不听，处斩。做贼的割了脚筋。若监丞、典簿、掌馔管束不严，打一百圆棍，如不死仍发云南。有通了学里学外人、偷了学里诸物者处斩，家下人口发云南。”
《碑》载：“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本监教官生员一千八百二十六员名，于奉天门钦奉圣旨：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着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
（一）明太祖创制任贤国子监生机勃发
洪武二年（1365年）九月，朱元璋将元朝的集庆路儒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在鸡鸣山的南面重建国学，次年春，又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新的国子监建成。这个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最高学府因应了明建国之初创制任贤的重大决策，是为明初政治制度设计之重大举措。“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为获得这样的辅佐贤才，朱元璋设想了四条途径，这就是：“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於是矣。”学校用来教育人才，科目用来选拔人才，荐举用来广泛招揽人才，铨选则根据才德安排人才。其中，朱元璋最为青睐的就是他亲手建立的南京国子监。为了使国子监教育达到他所设想的政治目标，他先后五次亲自为国子监制定了详尽严苛的55条监规。《碑》中朱元璋的两次敕谕内容，恰恰是洪武十五年第一次为刚刚新建的南京国子监订立监规（九条），以及洪武三十年太祖去世前最后一次来南京国子监时的宣谕。首尾十五年间，明太祖初定的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学校肩负养士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实施，这时的南京国子监最为兴盛。朱元璋直接干预国子监的物质待遇水平、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在培养训练新的官僚队伍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明代政治、社会的管理完善培养了大批的新型干练人才。当朝高官多为国子监生出身，“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监生学习期间，享受到由中央政府提供的优厚物质待遇。明史记载表明，从洪武四年（1371）为国子监教官按品级提供官禄米开始，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发给监生钞锭制冬衣；给云、贵、川土官生发钞锭、衣被、靴韈，国子监生享受着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侍养监生家小等极为周到、优厚的物质供养。
对国子监生的养成训练，朱元璋没有仅仅局限于执行严苛的监规。他把基于官本位的物质供养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物质手段，除了规定必读的“四书五经”、“大诰”等必修课之外，还把多方参与社会实践作为监生训练养成的重要途径。据文献记载，国子监成立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命给事中和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这是一个全国军队大规模的军籍清理行动。涉及到军队现役、战死、战伤、解除军籍等几类兵士和阵亡军官及后代的切身利益。这些在学校读书的监生敢于奔赴军队驻地与兵士交涉沟通，完成朝廷的委派，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寛赋”，南京国子监建立后的第五年，朱元璋又“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其法甚备，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这次大规模的土地量度、登记活动，由于国子监生参加的原因，使得明朝廷清楚地摸清了全国土地的家底，奠定了土地税赋政策的基础，这对于百姓休养生息，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明廷的国库收入，均衡各地土地税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和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洪武二十七年（1394），也就是国子监成立的第十二年，又“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是岁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这是朱元璋认真总结自周至秦治水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目标，再次派遣国子监生分诣天下郡县，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督修讲求实效的水利工程，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显著。朱元璋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测试国子监生的真才实学，让他们在监读书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参加社会和经济实践，意识到自己未来的责任担当。如此非同一般的教育手段，使得南京国子监的教育事业生机勃发，硕果累累，真正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型官僚人才养成训练基地。正是《碑》中第二道敕谕所言：“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
（二）笃实之理宣宗不悦民间维世讲学风成
《碑》载：“宣德三年四月初二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礼兴化，率隆学政简，道德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廪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而比岁以来，士习卑陋，有不事学问蒙昧罔知、有不饰容仪猥琐自弃，甚者贪秽冥无惭心，虽居俊秀之群，深孤教养之意，考其驯致之故，亦由师道未善。太学之官本皆茂，选人之难成心有不同，中怀端厚者恒守道，以范物所志险僻者，率违理而务私，有懒慢纵肆累日，不赴公座，有掇拾过误，动輙把持官长，习为偷薄之风，何望教成之效？监生无成者，比已澄汰学官未善者，尚资训励，其祭酒司业以下必秉道义，以惇俗化，必助教导以成贤才，如博士、助教、学正、学录有学行端正、教训不倦者，祭酒、司业必以礼待，或仍偷薄不改前过，从祭酒、司业具名奏闻，厥罚匪轻。监丞学之司直其务，严肃整齐，旧制学规申饬毋怠，诸生宜立志远大，勉励进修，以昔贤目期，以勋业自奋，毋负朝廷作养之意。监中一应钱粮悉为养贤而设，比年典簿、掌馔奸弊百出，祭酒、司业、监丞宜严加督察，如仍踵前弊轻，即量情责罚，重则奏闻区处。朕孳孳夙夜，典学育贤，其勉遵承庶臻明效！钦哉！故谕！”
宣宗皇帝在这道最长的敕谕中，把当时监生中存在的“不事学问、不饰容仪、贪秽冥无惭心”的不良现象，归罪于国子监“师道未善”，皆因“率违理而务私，有懒慢纵肆累日，不赴公座，有掇拾过误，动輙把持官长，习为偷薄之风”的无良举止才造成国子监的现状。他责成国子祭酒、司业及以下官员“严肃整齐，旧制学规申饬毋怠诸生，宜立志远大，勉励进修，以昔贤目期，以勋业自奋，毋负朝廷作养之意。”可恰恰是这个宣宗，自恃聪颖文字甚高，颇事游猎玩好。御史巡按陈祚上疏宣宗，力劝皇帝勤习“周知洞悉真徳”的《大学衍义》。宣宗读后大为恼怒：“这个儒士小子，说我没读过《大学》一书！如此小看皇帝我，非杀了他不可！”遂将陈祚全家投狱五年，致陈父饿死狱中。宣宗把务习笃实之学疑为藐己之举，反去责难国子监的不正学风，这对于自称“朕孳孳夙夜，典学育贤，其勉遵承，庶臻明效”且十年未进太学门的明宣宗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此风气，有悖太祖治世正学之道，遑论“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昔明太祖开国，问政名儒范祖幹，范持《大学》对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大加赞许：“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遂令金陵新成宫殿壁上不施彩画而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入观省。金陵昔为宋之京都，儒风蔚成。明太祖乐闻孔学之言，举用名儒，行以孔孟，为天下先。故有明一朝士大夫尊重儒学，最为宋儒之义理措之躬行，气节操守终明不衰。自仁宗嗣位享国年浅，宣宗又朝化不学，国子监学纪衰败，却是民间下至士庶上自公卿犹知受教于儒学，兴讲学之风。此风始于霍州学正曹端之讲学。史载：“（霍州）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亷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谩，亷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直到今天“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乃成为政箴言广为流传，实属曹端讲学义之所传。况士大夫屈身求学问道，乃人知受教，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敞。讲学之风功不可没哉！
仁、宣二宗虽然不像太祖在国学教育上投入很大的心力，但仍沿用太祖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得明代的教育进入调整、补充的稳定发展时期。简析仁宣太学之事，以此为鉴：虽然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阉官横行，以至于数百年后必亡之势不可阻挡，但民为邦本，安居乐业，即为极治，遂亦延笃学之脉。帝王德行高否，只要无损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这应是我们读史必得的重要理念。
二、政怠宦成国脉损消
明太祖、成祖之后，宣宗过世不满四十，英宗即位仅九岁。仰太后贤明，又五位辅臣皆仁、宣两朝旧臣。辅臣功高，英宗童年纯守，补救前朝宣宗之过：减免各类税赋；诏定死罪必三覆奏；将服务于朝廷的乐工、膳夫8500余人放归；将言臣陈祚、郭循释于狱，复其官，……初政可观，遂成全盛之日。
（一）明英宗初政有为百年北监新貌焕然
《碑》载：“正统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皇帝勅谕北京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贝泰等，曰：夫太学者，国家成贤育才之地。昔我祖宗临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规，朕嗣统以来，一切庶政咸循旧章，诸司亦皆修职尔，北京国子监官不务敬慎，隳弛学规，玩愒岁月，洪武、永乐中，六堂诸生咸有季试考第髙下以伸劝励，今南监尚循旧规，北监废而不举，此非师长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与，有入监数月或一二年即得拨诸司办事者,有坐监十余年不得出身者，又与诸司交通，凡办事一人有阙即被干求者得之，借曰为势所逼，何为不执以奏师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励学者？朕惟天地之量，姑曲宥不问，自今宜洗心涤虑，改过自新，凡监学常规不许搀越，如仍听从嘱托不奏闻者，必罪不宥，继今务眀圣贤之道正身以淑，生徒毋背义茍利以坏名祸，已如将不悛，悔将何及！”
《碑》载：“正统九年三月初三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君师之道，莫盛于尧舜禹汤文武孔子，述而明之，为天下后世楷范，功尤大焉！朕祗承祖宗成宪景仰，大猷新建太学，益隆文教，茂育贤才，躬谒先师，劝励师生。夫化民成俗，本之躬行，秉德建功，繇有实学，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朕服膺古训，以图化成尚，期尔师生讲学修德，勉臻成效。庶副我国家崇儒重道之意。钦哉！故谕。”
英宗初登帝位，十三道监察御史李辂便上奏本痛斥朝化日下、民风败俗等十种现状。其中说到国子监，谓“北京国子监教官多有学术空虚、不堪仪范，以致学规废弛，生徒失业，乞会官考察；及庙庑堂房风雨损坏，乞拨人修理。”足见问题严重。《五朝上谕碑》中英宗敕谕中怒斥“北京国子监官不务敬慎，隳弛学规，玩愒岁月。”“今南监尚循旧规，北监废而不举，此非师长之惰慢乎？”“师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励学者？”就是由此而心生怒气。整顿学纪固然亟迫，但监内建筑自元代大德十年扩建后逾一百三十多余年未予大修，敞败漏陋的现状更是燃眉之急。诸多心存振兴太学之志的重臣先后上奏，提议新建或改建国子监。“行在”吏部主事李贤首先疏奏当时热衷广建佛寺的英宗，劝奏：“当举若重修太学，虽极壮丽亦不过佛寺一所之费，况佛寺不下百余，无益于朝廷，太学虽止一处，有益于国家，伏愿皇上兴废举坠，乞敕该部计料兴工一新，太学作养秀才，重选师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将见数年之后贤才济济，文风大振，生民于是乎安，而天下于是乎治，我太祖养贤及民之效复见于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国家社稷永享无穷之福矣。”接着，刑科给事中刘孚、国子助教李继，以及升任不久的直臣、北京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都曾上疏年幼皇帝，力劝新葺国学，“洗陋规以宏新制”。英宗终下决心，诏谕“正统八年八月以营建国子监。”至此，大规模的北京国子监修建工程正式开始。“乃诏有司率属从事。于是冬官胥勤工师，骏奔相度。”得到了皇帝旨意的工部马上挑选和组织工匠，迅速地制定工程计划和现场勘查测量，进行工程准备工作。“既同修治靡间，抉泐剔腐，剜刓鏺秽，欹者以安，黯者以明，悉置于新，弗加其旧。”扶正倾斜的柱间，换掉破裂的石材，剔除朽烂的材质，剜除肮脏的污秽，安装好倾倒的梁柱，使黑暗的陋舍亮堂起来。匠作之处一律用新材，不用旧材。大规模的施工管理严格且合理，“凡作若干日工以完告，不亟（急躁）不遗（缓慢），百用具兴”。新修葺的国子监面貌焕然：“旧庙之中为大成之殿，其前为大成灵星之门，东庑西庑，东序西序，神厨，神库，井亭，牲亭，为乐器祭器之库，持敬之门，致斋之所，皆丽于庙者也。学之中为彝伦堂，其左右为六堂，绳愆，博士二厅，为会馔之堂，退省之房。高明载道，藏用之所，广储、广居、集贤之门号，庾湢、厕之室，皆丽于学者也”。“高广靓深，炳炜崇严，而庙学之制益大以成矣！”自此，历经洪、永、仁，宣四朝却“斋舍庖库皆敝”的北京国子监，终在正统初为之一新。发生如此大事，才有彰显英宗功德的正统九年敕谕，并御制“新建太学”碑文，立石北京国子监孔庙东庑。
（二）宠阉佞夺门灾变英景宪朝国运损消
《碑》载：“景泰二年二月初四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治化之盛，固本於庠序之政，修教学之成，实繇乎！师生之道尽然，必饬躬践履之，实有诸巳而后观法与起之，效形於人。朕乘大统奉天宠绥，顾与烝民，本同懿德，惟隆修道之教，乃成克相之功。肆作与太学，敦化本於四方，而训励师生，宪治道於千载，必明尧舜周孔之邃，斯得修齐治平之精，尚懋尔成，用赞朕理。钦哉！故谕。”
《碑》载：“成化元年三月十二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国家建学育才，用图治理，仪文之备，视古加隆，而太学乃聚教天下之士，风化自是而出，所关尤重，肆我祖宗列圣兴崇表励，先后一心。兹朕嗣统纪元之初，式遵成宪，躬临太学，祗谒先师孔子，劝励师生，顾惟经邦辅治，非学不能成德逹材，非教不可而进为之，方舍六经孔子之道奚法焉尔，师生尚其勉，率慎由善，乃教端，乃学穷理修身务臻，其极庶几，四方颙然向风，予一人，收济济多士之效，天下其永，底于雍熈。钦哉！故谕。”
汉代学者王符云：“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这是说，防乱在于选贤治世，如同长寿之道在于未病先防那样重要。此乃百世帝王安国治世之大猷，但能将此付诸实践且能经住考验的帝君实为罕见，明英宗同样没有逃出这个厄运。
英宗年幼即位，侍他起居的太监王振通晓文墨，以其所长独得皇帝宠信，故而横行朝纲。英宗长大之后，仍赖王振如父如师。阉佞得以挟帝用事，致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役英宗被掳，是为“土木之变”。迨至英宗蒙尘幸返夺门复辟之后，滥杀忠臣，对宠阉作为仍执迷不悟。此时再顾英宗九年敕谕，其引诗述志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实在是由于祖制深厚，民存信无离叛所在；惟企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却已成昔日黄花。虽国之元气无伤，但朝之士大夫已受阉佞之荼毒。
“土木之变”后郕王监国遂即位为景泰帝，他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八年在位，宠阉興安滥费库银、挥金如土；另一面却是“住之馔米”，或开“纳粟之例”。前者是指户部停止供应国子监生口粮，引起国子祭酒的不满：“今河道疏通，粮储充积，监生馔米每月止给三斗有余，比之其他月粮固为减省，又况堂堂天朝，九夷八蛮皆在抚餋之中，何独八十余名监生吝于普被？！”口粮虽未停止，不久又开“纳粟之例”，对此，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义正词严疏奏：“以科贡取士尚患真材之不得，况以纳粟而贡士乎！……夫纳粟拜官古衰世之政，虽有之犹未闻以纳粟而贡士者，今以纳粟贡士，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后世作俑之讥矣，且比年旱涝皆因臣庶失职，赃滥无厌，是以感召天灾殃及于民。今以浮浪不教之子，纳粟进身数年之后寄以民社，是犹驱狼虎以牧群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这对两年前还曾敕谕国子师生“惟隆修道之教，乃成克相之功。肆作与太学，敦化本於四方而训励师生，宪治道於千载，必明尧舜周孔之邃”的景泰帝来说，以钱、粮、马匹开纳贡之门，真不知这算哪一家的“修齐治平之精”？！
水旱天灾、国库空虚和战争等因素，促使“纳粟纳马”的作法在明代蔓延泛滥，以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数次开禁又数次禁止，形成从景泰期最初的八九百人数量，进而达到几万名“例监”、“纳贡”监生的规模，实在是朝臣脏滥无厌的结果。
成化朝宪宗登基时年方十七岁，沉迷于“姐弟恋”而慕宠万贵妃，荒于政事，滥封官爵，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最为伤损国之元气的是，宪宗将罪官土地收为“皇宫庄田”，为明代帝王置“皇庄”政策之始。开庄田之策，即是天子与民争利开始。旧制明太祖宽留土地于民以供养军蓄马之用，就是藉此不予扰民。现在，明宪宗揽田产以利私用，上行下效，悉归豪强。后虽禁止，但权豪怙势冒禁索地，奏乞闲田洞开势如洪水，迫使宪宗不得已而开禁，老百姓的土地就这样被强掠。太祖太宗所留积蓄全部耗尽，以至于朝廷空虚，只能将索取之手伸向民生，以责民供和额外之需。“顾惟经邦辅治，非学不能成德逹材，非教不可而进为之，方舍六经孔子之道奚法焉尔”？这是宪宗成化元年视学国子监，敕谕诘问国学师生的“圣言”，舍去研习孔子的“六经”，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吗？时不过二三年，他就以自己的不端执政从反面做出了令人痛心的诠释。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细读五朝上谕碑文，回顾其间的百年风雨，学育贤才、学以致用的学风，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明太祖以民为本，使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昏君不务朝政，奸佞逼取民膏，这样的王朝怎能让民信！一朝倾覆的结局，足可以龟鉴于今。
信则立，无信则亡，至言矣！
（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