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子监的著名古建筑“辟雍”矗立在国子监的中心位置。正面望去，四角攒尖的黄色琉璃瓦屋顶金碧辉煌，屋面四角飞檐形成的曲面，形如大鸟欲飞振翅；3米多高的铜胎镏金宝顶金光熠熠，连接四条向下弯曲逐渐挑起的的屋脊，宛如四条飘带，就像一座远征大营中的帷幄帅帐。乾隆皇帝御书“辟雍”的金字高雕华带牌高悬在殿堂正前额枋之上，分外醒目。重檐之下丹柱之上的额枋、斗拱青绿点金，彩绘花纹，辉映于檐影之中；白色石台基四周圜水相绕，四座白玉石桥通达东西南北；池中水面微波粼粼，虽不见“於牣鱼跃”①，却也看得红锦小鲤闲水自在之野趣；蓝天白云倒映其中，真乃“美哉轮焉,美哉奂焉”②！
“辟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之于距今至少有2800多年的西周青铜器“周邢侯尊”（麦尊）铭文③。悠久的历史使得“辟雍”这一特定名称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厚，直到现在仍有许多存疑的问题未得到确切的解答。
形制独特的北京国子监“辟雍”，就其整体构筑来说，世界上没有与之相同的第二座。故宫著名的三大殿之“中和殿”虽然也是四角攒尖形制，但宫殿周围却没有壅水之圜池，少了自然的灵性。从文化底蕴之丰厚悠久、构筑形制之精美独特等诸多方面评说，“辟雍”的文物价值堪称独步天下！
分析“辟雍”诸多的文化内涵，首先应该回答——
①《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②《礼记·檀弓》
③《西清古鉴》卷八
引子：什么是辟雍？
凡到国子监看到辟雍的宾客，大都会对华带牌上所书“辟雍”两个大字不
解，发问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辟雍？
“辟雍”原指在我国周代修建的以筑台圜水为特征的园林环境，是君王畋猎游观和礼制活动的场所。
为什么以园林环境用来命名建筑？说来话长——
一是辟雍的历史极其久远，除了遗存的文字记载以外，缺乏比较完整的实物遗存或图画可以实证（古典文献所存的辟雍绘图都是后来学者们的想象），极为珍贵的遗址考古又很残缺，结论中不免存在着一些想象推论的成分；
二是随着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对辟雍的解释也就附着了越来越多富于想象力的内容，导致了认识事物本真的混沌；
三是现存的清代辟雍是根据古典文献著述而引申设计建造，具有清代的建筑特点，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不是周代辟雍的原生态；
清代“辟雍”连接着古老的辟雍名义。概述其中完整的文化涵义和发展脉络，必然引申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结论：独特的“辟雍”竟然是从几千年前的周王畋猎游观的公园演化而来。也就是说，辟雍居然是一种古代园林环境浓缩成的特定建筑形制。这真让人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
笔者试图从阐述“辟雍”的历史渊源开始，简要地揭示辟雍的发展由来。目的是纠正以讹传讹的偏见，从科学的角度探究和认识“辟雍”的本来面貌，从而倍加珍惜这个极为珍贵的历史遗存。
一、辟雍的由来很久远
“辟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青铜器“周邢侯尊”（麦尊）上的铭文。这段铭文记载的是求雨祭祀的第二天，周成王（武王之子，前1115—前1078）與邢侯池中（注：池是指土台周围的圜水）泛舟，並在水中的土台上飨宴并射箭娱乐这件事。①除了“周邢侯尊”这件周康王（前1078—前1052）时器之外，周穆王（前1001—前945）时器“静簋”、“遹簋”、“伯唐父鼎”等青铜器上还有关于“大池”、“辟池”等文字记载。其中的“辟”是天子、国君、君主的又一称呼，“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其言辟王、周王者，盖周公之追称也”②。“池”为水，可以泛舟其上。周代的“辟池”之说，司马迁《史记》中曾载汉时“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境内）有“天子辟池”③，唐司马贞《史记?索隱》“今案謂：‘天子辟池’即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既立灵台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以至后代常常把辟池作为辟雍的代名词。如此，辟雍有水有岛的真实性得到了这些铭文的印证，乃“有铜为证”也。
周代的辟雍距现在实在是太久远了，到现在为止的考古发现还无法确切地描述辟雍具体的原生态。著名建筑学者刘敦桢在其《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描绘了1959年陕西西安市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这是汉长安城外的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群东端的遗址之一。这个遗址和其它遗址一样四面方墙，每面辟门，而且在围墙四角建有曲尺形房屋。围墙以内，在庭院中央筑有高起的方形夯土台，台上还留下了若干柱础，可推论原来台上建有形制严整的木构架建筑群，外凿圆形水渠。这个由中科院考古所撰写的发掘简报指出，这可能是西汉末年按照统治阶级的礼制要求而建造的“辟雍”。这种建筑布局自成一种体系，对唐、宋及以后朝代坛庙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有影响④。【见下页图】发掘这个
①“麦尊”铭文：“雩（求雨的祭祀）若翌日，在璧壅，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禽，侯乘于赫旌舟从。”
②《诗经稗疏》卷三
③《史记?封禅书第六》
④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第三章》
遗址时所确定的年代距周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毋庸置疑，这个西汉末年的辟雍遗址已经不是周时辟雍的原生态，而是被汉礼制所改造的形制了。后面章节中我们还要讲到相关的内容。
在我们探讨辟雍的原始状态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古典文献中的辟雍画图【见下图】，这些都是汉以后的礼制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想象绘制的。现在看来，许多是以讹传讹了，并不具有证据的作用。但有一个值得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绘画无论怎样描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央筑有高台，四周环水。这一点与青铜器上的铭文相对照是吻合的，这一点也为后来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唐贞观年李泰等著《括地志》载：“丰水北经灵台西，文王引水为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处所，惟灵台孤立。”周文王动用民力挖池筑台以建辟雍，用灵沼把一定的地域加以范围①。《诗经·灵台》咏道：“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诗的大意是说，周文王在灵囿中心情舒畅，因为他看到体肥毛亮的母鹿安卧在草地上，雪白的天鹅在空中飞翔，灵沼中满池的鱼儿欢快跳跃。天子在这里畋猎游乐，欣赏大自然的景物，享受鸟兽鱼虫带来的欣愉。可见辟雍原生态并非是“天子学宫”，其功能正如学者梁思成先生所言“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②宋时古典文献《诗总闻》就曾揭去辟雍神圣的面纱显其本貌云：“游观之所曰‘灵台、灵囿、灵沼’是也，然后及会集之所辟雝是也”，“雍之灵沼，谓之辟雝，又为明堂外水，谓之辟雍”，该书作者王质断定：“射圃、宣榭无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飨，可以刑赏，可以游观，故灵台有台，有囿，有沼，有辟，有雍，故此会集之广所也。”③概言之，灵台、灵沼、灵囿构成的辟雍，最早是娱乐性质的园林，虽然具有专属天子而诸侯不得立的规制，但绝非“天子太学”之制。
另一个方面，“辟廱古无此名”④，筑台壅水的人造环境以前也曾经修建过，但不称为辟雍，“姑苏台”即为此类。“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诘曲，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⑤文献记载表明，筑台壅水的人工环境在越王与吴王作战的春秋时期也曾建造，但未取“辟雍”之名。给予类似环境以“辟雍”之称是在周在后商帝辛（商纣王）三十七年（前1155）开始修建的。⑥
这种环境被赋予特定的人文道德色彩之后，人工开凿的池沼就变成了“灵沼”、夯筑的高土台变成了“灵台”，成就了“辟雍”这个传承数千载的文明。
把辟雍杜撰为“天子之学”则是从汉代开始的，其间赋名、变革过程的实质就是一部儒家宣扬礼制教化，强化等级观念的历史。
注：图片援引自汪菊渊著《中国古代园林史》
①“节观”的原始意义于此。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③《诗总闻》卷十六
④《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二十五》
⑤《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
⑥《竹书纪年?卷上?帝辛》：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二、辟雍的解释很多样
从汉代开始，辟雍的功能在儒家典籍中不断地被扩大和拔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立为国家意识，为此兴办太学、推广和传播儒家经典，但武帝所立太学却没有校舍、围墙，朝廷任命的“五经博士”为朝廷招收的太学生讲课还在私宅中进行。校舍尚无，何谈辟雍？把昔日周代君主的园林灵囿杜撰为“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的天子学宫，此时还只是《礼记·王制》编造的“首创”。[《礼记集说·统说》：东汉卢植“《王制》汉文时博士所録，非周之遗典，葢不足据。”]把它变为现实，是汉成帝时犍为郡水边挖掘出十六枚古磬一事发端的，这被认为是“善祥”之事。经学家刘向借机向汉成帝建议“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前汉书》卷二十二]遂议定长安之南修建辟雍，结果成帝病逝营表未作。“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廱”[《前汉书》卷二十二]。从目前可考的史料分析，前述的长安考古发现其实就是王莽兴建的辟雍。《礼记·王制》借力于君主以史为鉴的政治传统，把辟雍作为儒学传播和皇权捆绑在一起的无形纽带，实现礼制教化天下目标的文化智慧，确实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沿着“环水筑台——泽宫——雍宫——太学”的漫长文化演变，昔日筑台壅水的辟雍早已不是周天子畋猎游观的园林，而是演变定格成帝王宣传儒家礼制，教化四方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了诸多封建王朝的顶尖礼制建筑之一。正如晋成帝咸康年间的侍中冯怀所说：“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册府元龟》.卷五百七十五]
罩上皇权光环的“辟雍”，美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礼记?射义》中把辟雍美化成富于道德色彩的理想场所，在此进行官员等级的选拔竞争：“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泽宫者，壅水为泽。盖即辟廱泮水之谓。”天子以射礼选诸侯、选卿、大夫、士，以射礼中的表现，作为衡量治政资质的重要标准。而参加如此重要的射礼选拔，还有一个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道德高尚。《射义》以矍相之地的园囿中[今山东曲阜阙里西部。
]射礼的典故诠释了这种核心价值：射礼开始时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入内参加即将开始的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得入场，其余的人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的人惭愧地自动离去。比赛结束，行将旅酬，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两人举着酒觯对大家说话。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留下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刚留下的人听了这话几乎走光了[《礼记?射义》
]。典故借崇尚周礼的孔子之名赋予射礼以深邃的道德内涵，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射礼之“宾”。
《射义》巧妙地运用射礼典故弘扬儒家的道德理念，辟雍贵为天子祀礼选官射礼之地，罩上明亮的儒家道统光环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怎样描述，汉以后的辟雍基本上被认定为皇家大学的功能，《礼制·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一儒家编造的臆断，被逐步地强化为各朝代的主流定论，把本是园林环境的辟雍篡改为礼制教化的固定学宫，乃至升格为中国古代皇家高等级教育的象征。
除此之外，见诸于文献记载的辟雍还有其它许多功能，如征集人才、图书馆、行养老礼、文庙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辟雍的故事很丰富
辟雍的功能被汉以来的礼制学者不断加码，但虚拟的辟雍空间也有限，满足不了漫无边际的功能要求。古人也看出了其中的混乱，辟雍的空间场所不允许也不能同时存在如此繁多的功能。魏《袁准正论》讥讽蔡邕《明堂?章句》道：“明堂、宗庙、太学各有所为，而儒者合为一体失之逺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隐清静，鬼神所居，而使众学处焉？飨射于中，入鬼慢黩，囚俘截耳，以千鬼神，非其礼也”。“夫宗庙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①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从汉始，礼制活动中被引入一个新的虚幻概念——“明堂”②。这样做的必要性，至少在意念上可以把原在辟雍的诸多功能，分出一部分放到虚幻的“明堂”之中。《大戴礼》描述的明堂很大，“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窻（窗）、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盖以茅，上圆下方，其外水名‘辟雍’”③。东汉的儒学大家蔡邕嫌这样的解释不过瘾，索性把明堂描述为“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隂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髙八十一尺，象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④汉代1尺约为现代23厘米，将屋的圆径216汉尺换算，就是现代的49.68米。在当时条件的制约下，纵有28根支柱也无法支撑起这将近50米直径的大屋顶。如此描述明堂之制显然已经很不靠谱了，这就有必要探究“明堂”究竟从何而来？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解释了这个问题：原来是一个叫公玉带的人借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献上了远古黄帝时的“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髙作明堂汶上，如带图⑤。”这个“方士所附託”⑥的公玉带献“轩辕明堂图”，用以献媚满足皇帝不死之奢望。极具欺骗性的是，它没有描绘明堂极尽奢华，而是所言“茅盖通水”。“黄帝特無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无壁、盖以茅正，太古俭朴之制”。⑦这与《大戴禮》所述辟雍几乎相同。两个形制相似的建筑物，真“辟雍”与假“明堂”就这样被扯到了一起。对比之下，史上曾经存在的辟雍形制和功能，经过了历朝各代的豪华包装变成了“天子学宫”，而其本来的简朴建造形制却以“明堂”之制显现出来，这真是一个精美的历史扭曲！如此这般的“明堂”之说，为东汉以后起劲地鼓吹“明堂之制”开创了诳惑前提，其顽固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挥之不去。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文章在介绍国子监辟雍时，总说“辟雍是明堂式建筑”就是例证。这样以杜撰的虚幻说明真实的存在，真让人哭笑不得。
近日研读典籍，还发现一个平时被忽视了的问题，这就是“辟雍”和“辟廱”两种写法的区别。现在有关描述辟雍的文章“雍”是通用的，但在早期的古典文献中“辟雍”却写作“辟廱”。这个“廱”字的偏旁部首值得探讨。从象形文字
①《尚书通考》卷十。
②注：“明堂”在汉代以前的青铜器铭文或是甲骨文字都没有记载，故断定这是汉代才出现的概念。
③《尚书通考》卷十
④《北史》卷四十七
⑤《史记》卷二十八
⑥《大事记解题》卷十二
⑦《周礼注疏删翼》卷三十：“黄帝特無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無壁、葢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説。”
的本义考证，我国古文字中表述房屋实体有三个重要的偏旁部首：即“宀”、“厂”、“广”。它们各自的甲骨文写法，分别是古代半地下房屋的双面坡屋顶形状、古代崖居类的居室、单面坡屋顶敞屋的直观象形。周代“辟廱”的“廱”采用这样一个表现单面坡屋顶建筑物的象形文字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因为辟雍为水中筑就高台，想必高台之上不能建半地下建筑；土台乃人工夯造，也无崖掘洞而居；剩下的建筑只有一种，那就是简单的单面坡形制的建筑。笔者曾目睹在当今陕西大荔、渭南一带农村广泛使用着一种单面坡房屋，以至流传“屋子一坡（单坡）盖，面条像裤带，吃饭蹴（蹲的方言称谓）起来”的陕西“关中三大怪”之说。虽然其它地方也有单坡建筑，但就使用的广泛和地区分布的集中度来考证，陕西关中这些单面坡的房屋建筑很有些周代单面坡敞屋的遗风。由此给我们以启发的还有宋代王质的精彩结论：“雍之靈沼謂之辟雝，又為明堂外水，謂之辟雍”，“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飨，可以刑赏，可以游观，故灵台有台，有囿，有沼，有辟，有雍，故此会集之廣所也。”①何为“宣榭”？《尔雅》曰“无室曰榭，谓屋歇前。”《正义》云：“歇前者，无壁也”。原来“宣榭”其实就是以柱支撑、上盖顶的无墙建筑（打开国子监辟雍四周的所有槅扇即为“宣榭”），当然这样的建筑会有精美和简陋之分。前边的章节里引用了很多“辟廱”的解释，但把其中“廱”、“築土雝水”、“壅之灵沼”“宣榭”、“无壁”、“以茅盖屋”这些词汇联系起来，其隐含的整体画面昭然若揭。所谓“辟廱”，不过是在四周环水的高土台上支起一座用茅草铺顶的单面坡大敞棚，用于开展集体活动而已。这样的大茅棚四周无壁，遮阳挡雨，且延展空间很大，适合开展多种活动。公玉带献给汉武帝“茅葢通水”的假明堂，恰恰是原始意义的“辟廱”！那些隐含人工痕迹的华丽辞藻恰恰暗示着辟雍的原始。辟雍原生态的意义，无非是周代水中高台之上搭建的“临建大棚”。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意味着西周时期没有宫殿建筑呢？非也。《诗经·小雅·斯干》以诗句“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歌咏周代宫殿建筑屋顶如鸟飞翼就是最好的证明，足见西周时宫殿的建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整，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②可以明确地肯定，汉代以前没有所谓“辟雍宫殿”的描述，虽然出现过“辟宫”的铭文③，但这不是指辟雍宫④。从严格意义上说，“辟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能称之为“辟雍殿”的原因，就在于辟雍的原本意义不是宫殿类建筑，而是一种经过人工改造的特定环境。汉代学者郑玄所述“辟廱者，筑土雝水，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⑤。高台壅水，形如玉璧，这一直是辟雍因形得名的根据。其实古代学者无法观测高台周围的灵沼外缘是否如璧形圆，不过是一种估测和美化罢了。值得探讨的倒是水中筑台现象。古典文献《天问》和《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简狄在台”吞卵生契尧的神话故事，这个“台”指的是古代神话中的昆仑之丘，那是金台玉楼的仙境。“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⑥公玉带献给武帝的假“明堂图”中也没有忘记圜水“昆仑”的设计想象，那是代表五帝五城十二楼的昆仑之丘（玄圃台）。古代人们对高台的热情，王毅先生在《园林与中国文化》中对此考证得到的结论是：“台是人们以建筑形式对想象中神山的模仿”，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在有限范围里（灵囿）辟雍筑台的疑惑。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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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总闻》卷十六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③《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四：“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宫”。
④《史记正义》云：“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寳蔵器，湣王出亾之衛，衛君辟宫舎之稱臣而共具”，显然，这里的“辟宫”作正宫之侧的偏宫解，非辟雍宫。
⑤《大学翼真》卷一。
⑥《山海经?大荒西经》
水与台的结合反映了中国人心目中十分明确的自然环境的特征，这就是水与山两大要素，其最佳配置当属水中有山。於戏！对自然界理想状态的设想形成了辟雍形制之圜水绕高台的对应关系，也是前述西汉末辟雍遗址考古为何会显现外圜水道、内筑高台特征的缘由所在。其实人们不仅看重山、水的自然因素，也欣赏麀鹿、白鸟、鱼跃活生生的情态，万千植物的花红柳绿。大量对自然的描写表明，先秦时期的人们“多是将自然界的审美对象作为人的品德美或精神美的一种象征。现存先秦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一些自然美欣赏实例。绝大多数是‘比德’性质的”。[引述观点见钟子翱《论先秦中的比德说》北师大学报1982.2
②《论语?雍也》
]孔子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以水、以山比德的例证。汉以后的儒学礼制研究者不断地美化辟雍，很难说没有这样的精神情结。以自然之物“比德”的审美传统经过历代的文化传承与锤炼，已经形成了融于民族意识的独特美学观。
四、清代的辟雍很纠结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了歌功颂德，大学士阿桂领衔纂修乾隆皇帝在位时的“丰功伟绩”。其中总结了乾隆皇帝的五类“盛功”、五个“大典”、六种“恩赉”、八种“圣德”，十一件“盛事”。详细内容这里不赘述，但其中有一件却惹人关注，那就是把建国子监“辟雍”列为乾隆已经登基五十多年的十一件“盛事”之一。足见以“辟雍”为名的这座宫殿建筑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分量。
将辟雍演变为礼制学宫的历史过程中，历朝历代能够把理想化的辟雍形制付诸实现的极少，除了上述考古发现的西汉末年遗址之外，还有东汉在洛阳（注：1972年考古发掘）、北宋末年在宫城之南修建（北宋辟雍是预科性质的学校）之外，再无其他建树。清代乾隆朝时期，御史曹学闵曾在三十三年（1768）向高宗建言，修建辟雍于太学之中。高宗将这个富于想象的奏议按照清廷建筑修建的必经程序让礼部讨论，结果却遭到礼部的否决。
礼部反对意见的领袖是翰林院的一位高官，那就是官居从一品左都御使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观保。观保不同于曹文闵，是个饱读经书、思想严谨保守的官员，曾担任过北京国子监的满洲祭酒，期间他曾请旨将高宗题彝伦堂古槐绘画的诗句和绘图刻石，以存久远。现在却是修建辟雍的强硬反对派。他向乾隆皇帝汇报时说：学宫形制古今不同，建造形制与古时不同无关紧要。御史曹学闵所陈奏的夏、商、周三代都以辟雍为学宫的说法不对，辟雍是从周文王建造的，并不是三代共有的专用建筑。人们筑起圆形河堤形成河道，是考虑到行礼之时观者拥挤才这样设置障碍，与“明伦设教”的意思毫不相关。孔颖达《五经正义》中说：“辟雍内有馆舍外无墙，所以用圜桥作门以挡住数万的观听者”。现在的太学和孔庙建立在都城之内，监生在六堂肄业，堂宇深严，比起引水来限制行人往来更为周密，何必拘泥于古制，开凿无用之沟渠呢？“引水旋邱”是周代一朝之制，并不是千古不废的经典。①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反对意见，乾隆皇帝只好暂时作罢。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已经72岁的高宗决心实现修建辟雍的愿望，直接下令在国子监中开建。此时，距部臣反对而未能实施的建辟雍奏议，已经过去了15年。乾隆皇帝固执地认为：“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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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详见《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四，四库本
荟萃之地规制宜隆。而辟雍之立，自元明以来，典尚阙如，自应增建，以臻美备。”[①、②详见《钦定国子监志》光绪本
③《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四,四库本。]并告诫几位主事大臣：“落成之日，朕将举行临雍典礼，以昭久道化成之盛。”
决心虽然下了，但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预算，乾隆皇帝还是非常谨慎。他将这份设计和预算方案交给内阁，令时任户部尚书和珅审定工程做法并再次核对钱、粮预算。经过和珅现场踏勘，提出了将原设计方案中辟雍内的四根“钻金柱”（直达顶部桁架的立柱）撤去，改用抹角架梁的方法，这样修改后较前一方案可以节省白银4400多两②。
此后又根据户部左侍郎金简的建议，添建了琉璃牌楼、碑亭、钟鼓亭一组建筑。经由刘墉呈奏“诏建辟雍添造牌楼钟鼓亭”预算后，将“一牌楼四亭”配套工程的“烫样”（建筑模型）做好送皇帝审查，获得批准③。
国子监辟雍及配套工程历时二年终建成。这座清代建筑整体浓缩和延续了自周以来关于辟雍的演化过程，建筑形制独步天下。外圆内方的平面布局如形圆内孔的古玉璧，因应了辟雍“築土雝水，外圆如璧”的古制；水中石台乃是灵沼、灵台的遗风灵性；“明堂九室，以茅葢屋”的传说变成了“九州居中”①的彰显皇权威严的辉煌宫殿。圣贤教化“圜桥教泽”；御碑亭旁“钟鼓喈喈”。辟雍胜景，意在传承，尽数几千年来“辟雍”演变之精华！
回首高宗登基第二年（1737）来国子监讲学，从认为在“彝伦堂”讲学“名不副实”发端，遭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议建失败之挫折，经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下诏修建辟雍，1785年（乾隆五十年）辟雍竣工建成，朝廷上下为此举办盛大的“临雍讲学”典礼，高宗已是74岁的高龄。谁曾料见，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竟然也需要48年的时间。想来感同身受，一位耄耋老者，完成了一件在太学中把汉代《礼记?王制》关于“辟雍”的幻想，完美地变成了豪华
①“辟雍”每边三间面阔，三三得九，意为九州。乾隆和及以后的清帝来此讲学，都居于殿内中心位置入座宣谕，彰显九州居中的皇权风范。
的现实，被列为“盛事“确实不过分。
结语：清晰的历史记载揭示了国子监“辟雍”深厚的历史底蕴，研读古典文献，我们仿佛融汇于古人的所为、所想、所说、所做之中，这座已经存在了二百几十年的古建筑，就像一位富于顽强生命力的历史老人，无声地讲述着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着在现代条件下依然的神奇与魅力！（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