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子监街四牌楼何时建

　　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六十八·明史》载：“永乐十五年，作西宫于北京。……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丹墀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左曰东角门，右曰西角门，东庑曰左顺门，西庑曰右顺门。正南曰午门，中三门翼以两观，观各有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

　　又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永乐）十八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明史·成祖本纪》）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髙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五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十八年冬告成。（《明成祖实录》）”

　　由此可知，“（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所言主要是指故宫。《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载“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结合上述二则材料可知，庙社是指太庙和社稷坛（《春明梦余录》：“太庙在国之左，永乐十八年建庙。京师如洪武九年改建之制，前正殿九间，翼以两庑，后寝殿九间，间一室主，皆南向，几席诸品备如生仪。”）郊祀应是指天坛（《春明梦余录》：“天坛在正阳门外，永乐十八年建。初，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称为天地坛，后既分祀，乃始专称天坛。又京师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行礼如前仪。”又《钦定续文献通考》：“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郊坛成。建于正阳门南之左，缭以周垣，周九里三十步，规制礼仪悉如南京”。）

　　那么坛场还包括哪些呢？根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先农坛成。”又据《明一统志》：“钟楼，明永乐十八年建。盖迁都北京、营缮宫阙时也，后亟毁于火。”又“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山川坛成。原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墙，周回六里。”（《明成祖实录》）又“原法昌寺在县治东北，永乐十八年建。”（《寰宇通志》）又“神乐观在天坛西南，明永乐十八年建，处乐舞生之有事于郊庙者，领以提?知观太常寺。”（《畿辅通志》）又“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太岁坛成”。（《钦定续文献通考》）又“永乐十八年，北京朝日坛成。建于东长安门外，春分日致祭。……永乐十八年，北京夕月坛成。建于西阜成门外，秋分日致祭。”（《宣德鼎彝谱》）

　　那么坛场里面是否包括孔庙、国子监呢？我们所能查到的史料只有“永乐十八年，礼部言国子监生岁益增，又会试下第举人例送监，今学舍隘不能容，请以监生南人送南京国子监，下第举人发还原学进业，以待后科。自今岁贡生员，请如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州二年，县三年贡一人。从之。”（《钦定四库全书·礼部志稿·酌处监生岁增》）

　　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永乐二十年八月辛卯，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由于以上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孔庙、国子监修缮，所以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成贤街四牌楼是否在此时建成，就成为一个关键点。另外，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是否在此时建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永乐年二十年（1422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这一史料照常理应该非常关键，但所能查到的史料中也止此一条而已，且根本就未提“成贤街”三字，更遑论成贤街四牌楼之树立。而且根据史料推断，相对而言，这应该是应付急用的修修补补，因为该年政事异常繁忙，根本就无暇顾及大修国子监。就在这一年的春三月永乐皇帝开始外出作战：

　　丁丑，以亲征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谕之曰：“军国之务，重当明勤，慎以处之，明则能照物，恕则能体物，勤则无怠事，慎则无败事，脩是以率下，庶几其可。”

　　戊寅，軷祭于承天门，遣官告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晚次榆林。

　　辛巳，驻跸鸡山，虏之寇兴和者，闻上亲征，遂夜遁，诸将请急追之，上曰：“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踰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敕前锋都督朱荣等令驻兵雕鹗，俟大军至乃行。仍敕将士严备御。（《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

　　永乐二十年（1422年）夏五月甲戌日，永乐皇帝敕告皇太子：“朕今已至闵安，将及开平，去京师渐远，中外庶务悉付尔处决，军机重事则令五府六部商议至当，启汝而行，不必奏来，仍敕文武群臣协辅导。”（《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皇太子朱高炽就是在这样的授意下对国子监进行修葺的。对国子监进行大修大建并修建牌楼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性较小，一是永乐皇帝不在京师，朱高炽始终惧怕其父（即便给外出征战父亲送蔬菜水果表孝心，都受到永乐帝斥责，时在该年夏五月庚辰），如此大事自然不敢擅决；二是当时恰遇大灾之年，又要进行战争，财力受到限制。

　　永乐二十年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人溺死者三百六十余口，漂没庐舍千二百余间，坏仓粮二万五千三百余石。事闻，皇太子令户部遣人驰驲抚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又永乐二十年六月，“是日（注：乙卯），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癸酉，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并山东、河南郡县被水灾粮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马刍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余束”（《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一方面永乐帝对外征战需要巨额军饷，一方面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夏六月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南北方受灾严重，人员大量伤亡，房舍成片倒塌，粮食坏烂减产。又要筹集军饷，又要抗洪救灾，又要免粮安民。刚过仅仅两个月，八月，太子朱高炽又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可知此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对于北京国子监的修葺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此时新建成贤街四牌楼可能性并不大。

　　根据常理推论，新建成贤街四牌楼，首先必须有成贤街之实。若无成贤街存在，何谈成贤街之牌楼？根据《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五：

　　（洪武十五年五月）上谓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国学新成，朕将释菜，令诸儒议礼。……礼毕，学官率诸生先序立成贤街，恭伺驾还。明日，祭酒率学官上表谢。上从之。

　　这里是《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成贤街，结合历史，我们知道这里的成贤街是南京的成贤街。考察文献内容，可知此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表达对孔子及儒学的推崇，让礼部尚书刘仲质与儒臣定释菜礼之仪式，并视学仪。制定出来后，朱元璋满意，听从了。时在洪武十五（1382年）年五月。又“洪武十四年（1381年）夏四月丙辰朔，诏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七）据上所述，所谓国学新成，应该就是指南京鸡鸣山下的国子监。由此可知南京国子监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改建，十五年（1382年）建成，成贤街也于此时正式出现。

　　另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辛卯朔日，明成祖朱棣效法其父朱元璋，为推崇孔子及儒学，让礼部进献视学仪注，并亲自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博士、助教讲经，并发表圣谕赞颂孔子之道。但是，这里所谓的成贤街依然是在南京。因为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宣布定都北京，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才正式迁都北京，在奉天殿朝贺，大宴群臣。[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第138页。]

　　《明实录》中首次出现北京的成贤街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根据《明实录·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

　　正统九年三月辛亥朔，上幸国子监。……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毕，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

　　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辛亥朔，明英宗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此条材料非常重要，其特殊性在于，上面刚刚提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也就是说，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了。而且此段文字“成贤街”两见，即“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以及“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而这里的“成贤街”，已经是指永乐迁都北京之后的北京的成贤街了。而通过这一史料，我们可以将北京成贤街的出现时间上推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那么，成贤街上是否有四牌楼存在呢？正如上面提到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大明国子学规模小，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遂改址，在南京鸡鸣山下扩建大明国子监。恰恰在这一年，《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成贤街，朱元璋也首次临雍视学。明英宗此举与太祖朱元璋可谓如出一辙，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临雍视学。如果朱元璋彼时的南京成贤街已经有牌楼，那么明英宗此时的北京成贤街有牌楼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通过《明实录》中的记载，我们亦知道，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以至清世祖（顺治）等都曾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应该说，这一仪式初创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并由明成祖、明英宗等后代皇帝所效法。而且，这历次视学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有成贤街出现，可知成贤街已经被后代所沿用，直至清代。

　　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名称的出现时间，目前只能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而成贤街四牌楼此时很可能树立。我们可以借助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证。根据《彭惠安集》：“臣忝备藩司，职在牧民。……伏惟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以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征战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初牌坊少树，今街衢充斥矣。”（《钦定四库全书》）

　　明代彭韶(1430-1495年),字凤仪,谥惠安,福建莆田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75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四川按察副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明清时布政使别称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由文中可知，当时彭惠安应该是任广东布政使之职。而观其文意我们可知，在明朝开国之初，牌坊应该是非常之少的，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1430-1495年)，牌坊已经是遍布坊巷街衢了。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的出现时间，目前我们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正处于彭惠安生活的时代，这也为成贤街四牌楼的树立提供了旁证。

　　此外，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明英宗诏令太监阮安，都督同知、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领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落成之日，奉英宗谕旨，将京城九门中的五座城门更用新名，即将南城垣的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分别改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城垣的齐化门改为朝阳门；西城垣的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其余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四门仍旧。另参考阎崇年先生新著《大故宫》：“正统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内城九门楼建成之后，崇楼峻阁，固若金汤，崔巍宏丽，焕然一新。”[阎崇年：《大故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30页]由此可知，正统年间，北京九门之外才各立牌楼，也即永乐、洪熙和宣德年间，九门之外尚未立牌楼。九门作为北京内城重要门户，正统年间才在其外各立牌楼，可知其他地方牌楼是很少有树立的。这与上面一则材料是相吻合的，也说明了正统年间牌楼才得以广泛树立。

　　另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谨案：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正统元年，李賢上言：‘国朝建都北京，佛寺时复修建，太学日就废弛，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至是落成。有‘御制重建太学碑文’。”[【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65页]

　　明英宗视学应在正统九年三月。而通过《钦定国子监志》和《日下旧闻考》所载，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信息“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旧）”。也就是说，在明英宗新建太学之前，太学是因循着元代之陋（旧）的。所以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说，国家建都北京，佛寺时时修建，太学日渐废弛，如何能示法于天下。所以请求以修佛寺的费用，用来修建太学。明英宗听从了。由此来看，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其修建规模和程度明显要超过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不然，李賢也不会在正统元年（1436年），仅仅十四年之后，上书明英宗要求修举太学了。根据《钦定国子监志·建修》所载：“正统八年，修国子监先师庙。（谨案：孙承泽《学典》：‘正统元年，李賢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明史·英宗纪》：‘正统九年，新建太学成。释奠于孔子。’盖是役创议于元年，下诏于八年，工成于九年也。）”[【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55页]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正式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

　　还有一条新发现的重要信息资料，同样来自《钦定国子监志》。在《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四·金石志十二·诸刻》中，记载了明代的《文庙国子监图碑》：

　　上为图，下为记。记二十五行，剥蚀难辨。首行题《文庙国子监创建志》。志中先记殿宇内、外，次御碑，（即明英宗御制新建太学碑。）次圣像，次彝伦堂，（以下字缺，疑即东西讲堂）及绳愆、博士二厅，率性、修道各堂，鼓房、钟房、斋房、典簿厅、（碑载典簿厅十五间。《春明梦余录》云三件，盖据《明太学志》嘉靖十年改建之后而言）典籍厅、（碑载三十九间。《春明梦余录》云五间）会馔堂、共廨房、厨井、仓库各房，无不备载。又记东、西牌楼四座，旧碑十通，号房二十二号五百二十一间。后记器用。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在太学门右，南向。[【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140页。]

　　由“又记东、西牌楼四座”可知，在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时，已经有东、西牌楼四座，应便是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而参考后面“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可知正统十二年（1447年）国子监街四牌楼已经树立起来。

　　综合种种资料和有价值信息，笔者推测成贤街四牌楼的修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这一修建很可能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密切相关。如果从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开始，到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成，通过一年的大规模修缮，重修后的太学为之焕然一新。根据《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御制重建太学碑》，“北京故有学在宫城之艮隅，庳隘弗称，乃正统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庙右学，高广靓深，所以奉明灵居，来学凡百，所需靡不悉备材出素具，役不及民。明年春成”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秋，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春天，新建太学成。不过一个月，明英宗便如太祖朱元璋一样前往临雍视学，而此时史料上第一次出现成贤街。明英宗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北京的牌楼得以广泛树立。成贤街四牌楼很可能便是在此背景下，借英宗新建太学之时得以树立。而后，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明英宗又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树立在国子监太学门右。（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