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有华人聚集的唐人街大多立有牌楼。北京历史上重要的街巷，常以牌楼为主要标志。然而随着城市的变迁，这种标志几乎被岁月冲刷殆尽。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这些地名，随着标志性牌楼的拆除而改名西单、东单、西四、东四，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能了解这些名称后面的具体含义了。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里的牌楼不仅是极为重要的文物古建筑，属于人类文化瑰宝，还有烘托北京城整个市容风格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今京城，唯一仍依清代规格保留下来的古老街巷，仅存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
国子监街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南为方家胡同，北为五道营胡同。国子监街是京城唯一保存四座牌楼的古巷。横贯街巷四座一间式彩绘牌楼，将这条浓荫蔽日的街道，点缀得分外古朴庄肃，著名的北京国子监和孔庙就座落在这条街巷的中端偏东。两组建筑坐北朝南，东为孔庙，西为国子监，符合古代“左庙右学”的规制。街上四座牌楼，东西街口各一座，额枋曰“成贤街”，国子监大门两侧各一座，额枋曰“国子监”。
（现今的成贤街和国子监牌楼）
据考察，北京现存街道上的明、清牌楼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门外的牌楼。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是：牌坊和牌楼是怎么发展演变而来的？成贤街与北京的坊有什么历史联系？国子监街四牌楼到底是建于何时？民国至现今有哪些变化？这是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带着种种疑问，笔者搜集了诸多历史典籍和研究论著，并参考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逐步对其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一、牌坊和牌楼的历史演变
牌坊和牌楼的起源和发展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牌楼与春秋以来的里坊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北宋中期随着里坊制的解体，出现了脱离坊墙的独立的牌坊。这一观点可谓有史可证，但并不全面。
关于牌坊的起源，民国时乐嘉藻先生认为，现在的牌坊，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设于道周围或者桥头及陵墓前面的，这是由古代华表发展来的。华表的设立，本来是为了道路标志所用的，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也变成了装饰之物，就是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而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华表的起源很早，汉代时候便有人认为它是由古代流传的尧时的“诽谤之木”演变而来。当初尧帝将之立于桥梁，在柱头上相交而成。秦朝废弛，汉代开始恢复，“大板贯柱四出”的华表,可以在许多汉画像石刻及元画中看到,其形状为木柱上用两块十字交叉的板。它主要位于官署、驿站和路口、桥头两边,是作为一种识途的标帜。晋代华表以横木相交于柱头，状如花，形如桔槔，在大路交通要道都设置，当时西京称之为“交午柱”。华表开始出现在陵墓前,作为坟冢的标志物,约始于东汉,多为石制。到南北朝时,陵墓前使用华表更为流行。在明清有的民间冢墓前面仍可看到立两座石制的标竿[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二是设于公府坛庙大门之外的，是由古代的乌头门而来。《唐六典》上记载说，六品以上官员，仍用乌头门。乌头门类似现在的棂星门，而乌头门也有变为牌坊样式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据金其祯先生的研究，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如何建造“乌头门”作了详细规定和介绍,云“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揭,三日阀阅,今呼为棂星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族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由于“乌头门”起了标榜“名门权贵、世代官宦”之家的作用,因此成了上层等级的代名词,后世所称的“门阀贵族”、“阀阅世家”也即由此而来[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三是用以旌表忠贤贞烈，是由绰楔之制发展而来的。之所以变名为坊者，是度量绰楔的设置，或者在坊门，或者是按照它的规制，美其名曰坊。牌与榜相同，是用来揭示的，旌表之法，必然有词书写于片木制上，揭示给民众。所以牌，是用来书写字的片木，坊，是用来支持或装饰此牌的建筑物。[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86页]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乐嘉藻所言的旌表忠贤贞烈的绰楔之制，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汉代亦延续下来，而唐宋时尤甚[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据乐嘉藻所言，华表、乌头门、绰楔之形制，都是两柱相对而立，后世的棂星门以及现在简单的牌坊，也用两柱，除了棂星门外，无论用在何处，现在都叫坊了。其形制则由两柱进为四柱，也有用六柱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6-87页]。
周代的揭橥与上面三类中的华表和绰楔相近，可以称得上牌坊的初始来源。而根据乐氏后面的注解，我们可以知晓，最早原始氏族部落门前各有一图腾竿状物以便区别。后来的华表有学者认为即来源于这种图腾杆子。诚如是，则原始部落门前的竿子便可称得上是华表（乃至牌坊）的最早来源。总之，乐氏认为，由周之揭橥，变为汉之华表及五代之绰楔，后来由绰楔而又变为牌坊，即今之节孝坊、乐勅坊等。而据金其祯的研究，最迟在春秋中叶，已经出现了衡门，亦可看做牌坊的原始雏形[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由华表演变来的，现在仍有最古式之华表，即现在道口之指路牌。另如有用作装饰用的，如宫门外及陵墓上之华表。有用作牌坊式者，如北京各大街、各胡同口之牌坊；玉蝀桥、积翠桥等两端之牌坊及陵墓上之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那么，据此可推知，国子监街两旁的“成贤街”牌坊，其主要功用，应该还是起一种标示街道的意思，与此义相合。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之华表，再往上推可以至周代的揭橥。而联系到揭橥的造型及功能，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尧帝时期于桥头设立的“诽谤之木”。
在唐时有乌头门之形制，似由对立的两柱之中，加以门扉，置于大门之外，此样式变为后世的棂星门，现在仍有，如各坛庙之棂星门[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据此可知，孔庙属于坛庙，孔庙大门一般都有棂星门，北京孔庙大门称“先师庙”，其形制虽与其他孔庙不同，但也曾称为棂星门[据乐嘉藻先生对“棂星门”之注解：灵星即天田星，古时祭先祭灵星。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在郊外筑祭台，外垣置灵星门。宋景定《建康志》载，移灵星门用于孔庙，即以尊天之礼尊孔。后来以门形如窗棂，故改称灵星门为棂星门]。北京的天坛圜丘坛、地坛方泽坛、日坛内坛等皆有棂星门，它是坛庙的重要标志。也有用作牌坊式的，各公署大门外之辕门牌坊，也属于此类型。据此可知，国子监街上的“国子监”牌楼，应该由此而来，因为国子监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最高官员祭酒清初曾经是正三品，后改为从四品。因此，“国子监”牌楼应是作为公署而设的。这一形制应该是由唐之乌头门发展而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晓，无论是坛庙还是衙门公署，它们应该都具有一定的品级，是君主制时代权威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
牌楼和牌坊是有一定区别的，牌楼上面有斗拱楼檐遮盖，牌坊则无，因此成贤街和国子监牌坊应称牌楼更为合适，但这种区分主要是近现代学者如梁思成、罗哲文先生等提出的，之前则相对模糊。根据梁思成先生《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他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而阙最初见于春秋时代，是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而到了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祠庙、陵墓、官宅都建起阙，作为铭记功绩和装饰之用[巴玥、栗功：《探究中国传统牌坊建筑的历史性与文化性》，载于《作家杂志》，2011年第8期]。因此，我们可以将“阙”看成是牌楼形制的原始蓝本。
牌楼的出现似乎很早，据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第二十七》所载：“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处直率兵救之。战于沙河，为梁兵所败。……初，有黄蛇见于牌楼，处直以为龙而祠之。”（《钦定四库全书?五代史卷三十九》）可知光化三年（900年）即在唐昭宗李晔执政时期，便出现了牌楼之称，由此可知，牌楼的出现似乎可以追溯到唐末。
元代似乎亦有牌楼之称，根据《元史·百官志第三十六》：“牌楼口千户所，秩正五品。”（《钦定四库全书·元史卷八十六》）另根据《明集礼卷一?吉礼第一?祀天》：“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南，牌楼二，在外门外，横甬道之东西。”《明典汇》载，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1370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由此可知，在明初洪武年间确实已经有牌楼存在。但查看此时典籍中的牌坊、牌楼之划分似乎如前面所言不是那么明显。例如，明代《对山集?阌乡儒学记》：“庙东西又牌坊二，盖自洪武时县令金元亮创为，至今已百有四十岁，岁远人亡，可知其陋否也。”（《钦定四库全书》）
明清时期,立牌坊成为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封建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或经地方学校选拔、考核，选送到国子监读书的岁贡、恩贡、拔贡、优贡、例贡、副贡等，可在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地方官府按规定“牌匾银”官方出资建功名坊。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司建状元坊予以旌表。圣旨建坊正是自此开始的。那么，这就更加证明了上边的推论，即洪武年间已经有牌坊（牌楼）存在，但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和不易的事情，只有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以及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才能经政府审核批准后出资建功名坊。（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