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大成门两侧置有乾隆石鼓十枚、“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阴附“重刻石鼓文音训”）御制碑一通以及清代书家张照草书唐韩愈《石鼓歌》碑一通。这三种文物作为一个系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孔庙藏乾隆石鼓的藏品整体。

　　首先，这十枚乾隆石鼓的出现有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在政治上，乾隆石鼓的出现是为了昭示乾隆皇帝不朽的文治武功；在学术上，乾隆石鼓的刻制受到了乾嘉时期求实重证的朴学风气影响；在当时现实的文物背景下，乾隆石鼓的出现也是出于对日益风化残损的周石鼓保护的角度出发。

　　其次，乾隆石鼓从鼓文内容的撰定、鼓文篆字的摹写，到鼓文的刻制，是乾隆时期君臣十数人共同合作完成，可以说是一项集体智慧的产物。而其放置位置的选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其特定意义的。（责任编辑：墨翰）

　　一、刊刻背景

　　作为乾隆石鼓的刊刻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关于具体的刊刻时间，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东侧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文末交代的非常详细：“乾隆五十有五（1790）年岁次庚戌正月上元丙申日御制并书。”这是乾隆皇帝书写此文时候的时间，乾隆石鼓的刊刻与此时间相去不远，故，乾隆石鼓的刊刻时间在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这个时间正可以与乾隆版《国子监志》互相印证。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值八十岁。

　　就相关的文献记述来看，乾隆石鼓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

　　1、政治背景。

　　除了乾隆皇帝认为当时的周石鼓文“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的原因外，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诸大臣皆以为乾隆皇帝开疆拓土、宾服内外的文治武功不让成周的宣王，勒石铭鼓也是自然之理：

　　“皇上秋狝木兰，自辛巳至己酉，凡卌次矣。惠远诘戎，亲御骑射；効鲜颁获，进宴赐食。蒙古诸藩，拜觞上寿；降人贡使，预观羡服。故能鸿勋九奏，刻石西极之西，勒铭南溟之南。视宣王之功北不越太原，南不越江淮，不啻倍万过之。而犹有取于石鼓者，寓古垂型，则我皇上奋武之训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9页。]

　　“重排十章，亲制十鼓……亦命于文庙镌制排列，用以昭武功而光文治。”[（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四，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木兰”本为满语，意为捕鹿。一般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秋狝”。清代皇帝有秋天到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的传统。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家狩猎场所，处河北省东北部承德，绵延千里，与内蒙草原、兴安岭相接，乃百兽汇聚、万灵栖息的天然所在，被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年（1681）选定为皇家狩猎场。皇帝在“秋狝”期间往往会见边境贵族诸王，因此称“惠远诘戎”。自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近三十年间，乾隆皇帝秋狝于木兰围场多达四十余次，这项活动直到乾隆皇帝八十多岁时才停止，由此可见其尚武风气。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疆域达到有清一代之极盛，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比西周宣王统领中原时自是“倍万过之”，因此，乾隆诸臣认为，刊刻石鼓是昭显乾隆皇帝鸿烈武功的一个重要方式。

　　除了显示乾隆皇帝的不朽武功之外，在当时的人看来，刊刻石鼓也是显示乾隆皇帝惶惶文治的一个重要方式。据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乾隆石鼓是作为乾隆后期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中的一环出现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九年(1794)，译成《满文大藏经》；乾隆四十年（1775），编成《天禄琳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承德热河文庙建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成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辟雍；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刻乾隆石鼓；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乾隆石经；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成《八旬万寿盛典》。

　　稍加属意，即可发现，这些浩大的文化工程基本都是在乾隆皇帝晚年，即其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的，正如乾隆帝自己在《御制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中所说，“即如四库全书及以国书译汉蔵经，皆始于予六旬之后，既而悔之，以为举事已晚，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四库全书则早参考装潢毕，以贮之阁；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就此非天恩垂佑，俾予虽老而善成此二事乎？”四库全书在乾隆石鼓刊刻之前九年已告成书，而译《满文大藏经》工程则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乾隆石鼓刻成后四年完工，所以，乾隆皇帝说“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

　　正是由于四库全书以及翻译《大藏经》等工程的顺利完成，使得乾隆皇帝对乾隆石鼓的刊刻充满信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他看到文庙周石鼓“岁久漫漶”的现状时，以“读书之人”自任的乾隆皇帝认为保护周石鼓的重任，“千古读书人所不能任”，遂一方面对周石鼓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萌生了刻制乾隆石鼓的想法。

　　刊刻乾隆石鼓既是全国性的文化工程中的一环，也是当时北京孔庙国子监相关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当时的工部左侍郎邹奕孝所言，“上右文典学，御制诗文积数万首，钦定四库全书，重排石鼓文，建辟雍，定礼器乐谱，制作大备。”[（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九十八，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2、学术背景。

　　周石鼓自从唐代太宗贞观时被发现之后，由于其在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和书法学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历代学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石鼓刻制的具体时间的考证；其二是对石鼓内容的考释。

　　自元代以降，周石鼓因自然及人为故，致存字之数日减，从出土之初的七百一十余字损至不足四百字。尽最大可能恢复石鼓文本初之面貌也就成为了后来部分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明代的杨慎、陶滋二人。

　　明代杨慎是周石鼓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有《杨慎传》，称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

　　杨慎的石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石鼓文音释》一书中，其在《录石鼓文音释序》中称，其师李东阳对杨慎说，“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当为继绝表微，手书上石”，“丹书未竟”，李东阳便已辞世，六年以后，杨慎在李东阳本的基础上著成《石鼓文音释》。

　　杨慎的《石鼓文音释》一书在明清之际是有其接受的，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在其《读书敏求记》一书中这样推崇杨慎及其《石鼓文音释》：

　　“石鼓之辨明矣……杨慎得东坡本于李文正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恐其本只存，久而失传，为序其所由来，刊行于世。”[（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这一说法被后来的四库馆臣所驳斥，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之八十七谈到：

　　“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

　　彭元瑞、沈学诚等人在《御制重排石鼓文恭跋》一文中认为，杨慎以一己之臆断，妄造石鼓全文，其所造全文字数与其集子中所云字数又不一，断杨慎为历代石鼓文研究过程中的伪学术：

　　“明杨慎乃造为七百二字全文，其集复云六百五十七字。以矛攻盾，作伪无疑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页。]

　　彭元瑞在《内藏汪由敦临石鼓文恭跋》一文中从七个方面对杨慎说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驳斥：

　　“石鼓之有全文，盖自明杨慎始，昔人辨之綦详矣。石鼓始见称于唐，而杜甫诗曰‘陈仓石鼓久已讹’；韦应物曰‘风雨缺讹苔藓涩’；韩愈曰‘年深岂免有缺画’。慎自云得宋本，岂唐讹缺，而宋反全乎?其谬一也。慎又云，所得乃苏轼手摹本。轼诗已有‘画肚’、‘钳口’之叹，且得二一遗八九矣。其谬二也。北宋言石鼓者，欧阳修、梅尧臣具载字数，皆在轼官凤翔前，岂前者少而后反全乎?其谬三也。慎托为得自李东阳，东阳诗曰：家藏旧本出梨枣，拾残补缺能几何？是东阳所藏，非石本，且亦不不全，且以全者予慎乎？其谬四也。又多傅会《诗》、《书》之文，如‘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六辔沃若’、‘归格艺祖’之类，诸家皆无之。其谬五也。第八鼓薛尚功仅八字，潘迪一字，而慎亦有全文，不应自宋至元二百余年间，此鼓刓弊独速。其谬六也。即慎之文，第八鼓较余九鼓特少，可见作伪之力，有时而穷。其谬七也。”

　　从彭元瑞的辨析中可见，唐宋诸家皆称石鼓漫漶，而杨慎却以宋本称全，此时序逻辑谬误。苏轼接触石鼓是自其官凤翔时始，而此前欧阳修、梅尧臣所载字数尚不及慎所云之“苏本”，此亦时序逻辑之误。李东阳自己尚称其本残缺，而杨慎却称全，此自相矛盾。慎本中多《诗》、《书》文字，诸家无，是孤说无据之伪。第八鼓从杨慎所云北宋时的全本到南宋薛尚功时的存八字再到潘迪时的仅存一字，其风化速度与其它九鼓有天壤之巨，于理为谬。最后，杨慎在为第八鼓作伪时，仅为二十七字，与别鼓六七十字相去甚远，彭元瑞认为是杨慎力不从心的作伪之证。

　　后来的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唐兰在《石鼓文年代考》文中均对慎说予以申驳；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亦斥杨慎《石鼓文音释》一书为伪作。[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4页。]

　　稍后于杨慎的明代正德年间进士陶滋也力图恢复石鼓文全貌，著《石鼓文正误》一书，陶滋在其自作前后二序中称，其因偶然机会得到苏轼石鼓摹本，在苏本六百一十一字的基础上亲自到孔庙石鼓旁进行校勘，考订疑义，著成《正误》一书：

　　“滋以正德戊寅岁作《石鼓文正误》，甫成编，以谏止南狩触罪，坐斥桥门。一日过僚友国博陆君俊卿家，见几上有旧书一册，取而阅之，乃宋苏文忠公石鼓文摹本也；刻之者为维扬欧氏本源，欧得之于甬东杨氏准，不知杨得之何人。滋幸天之未丧斯文也，因假归参校同异。滋藏旧本四百六十五字，苏本六百一十一字，九鼓篆籀皆完，惟一鼓仅存其半。惜薛尚功辈为音释时不获见此。盖文完则义足，而字之辨也易；文阙则义晦，而字之辨也难。矧石鼓之字画奇古、句读聱牙、颐复阙其文乎?然诸家音释之误无足怪者。滋合旧编重为删定，摭诸家之说，并引经传语可为证者载于下，将质诸博洽君子云。”[（明）陶滋：《石鼓文正误》后序，明嘉靖刻本。]

　　“……滋躬诣鼓旁，详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犹隐然有迹可辨也。乃笔之以归，沈潜其义，参考诸说，是扦取之，误者正之，其未详者，不敢强为之说。鼓之所自，诸家考辩已明，不复容喙。乃以王氏《辩疑》及古今歌咏附载于后，以见是鼓也直为周宣之物，好异者不烦饶饶云尔。”

　　然而陶滋的这种疏于实证的冒进学风同样受到了四库馆臣的攻排，《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之“石鼓文正误二卷”目下云：

　　“是编以薛尚功、郑樵、施宿等石鼓训释不免舛讹，因亲至太学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阙画，仍多影响揣摩。其《后序》踵杨慎之说，谓曾见苏轼摩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四库馆臣认定其为步杨慎之后尘，《石鼓文正误》为失考传讹之作。

　　乾隆君臣推崇韩愈那种求严谨、重保护之风，摒弃杨慎、陶滋那种游谈无据之学，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的学风倾向是一致的，正是在乾隆、嘉庆年间，重考据、弃妄谈的乾嘉学派达到了巅峰。故可以推断，乾隆石鼓的出现与清代朴学的兴盛存在着某种默契的关联。再深一层，乾隆石鼓的刻制动机在一定意义上是明清两代学术风气交锋、更替的一个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乾隆皇帝刻制石鼓，有效地达到了“以广韩愈之见，而绝杨慎之赝”的目标。

　　3、文物背景：

　　关于周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历来聚讼纷纭。唐代诗人韦应物认为石鼓为周文王时作；唐代韩愈、宋代苏轼、赵明诚等人认为石鼓为周宣王时作；宋代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至秦始皇间作；郭沫若认为石鼓为秦襄公时作；唐兰、马衡认为石鼓为秦献公时作。至马衡时，石鼓为晚周秦刻石基本论定，此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公认。

　　周石鼓从其产生之日起，到乾隆时，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经风雨沧桑和历史变迁的周石鼓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已是满目疮痍。所以，当乾隆皇帝在孔庙看到周石鼓的时候，感慨“惜其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

　　由于在统计方式上的区别，周石鼓残存字数在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的结果。周石鼓文原有确切字数已不得而知，徐宝贵先生根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原文之复原及其考释》等资料推断，唐以前周石鼓所有重文、合文共计超过七百一十字。

　　唐宋时期，周石鼓残字不计重文、合文五百零三字，加上重文、合文共五百五十一字；元代计存约三百九十九字；明代所存字数不计重文、合文共计三百七十九字。

　　周石鼓早在元代潘迪作音训时，所存字仅为三百九十余字，而到了乾隆时期则进一步残损，存字更少，相较元代潘迪时又减少了八十九字：

　　“其时国子司业潘迪撰音训碑，今在鼓旁，仅存三百九十九字……则今所存，较迪时复缩八十九字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69页。]

　　周石鼓质地坚硬，不易磨损，其坚顽程度可与人们日常所用来碾压粮食的“碓硙”相匹敌。诚如北宋张师正在其《倦游杂录》一书中所言：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宋）张诗正：《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曾就学于国子监的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认为这种坚顽的石质，之所以会逐代蚀损，除去自然风化之外，人为因素是周石鼓“日益漫漶”的主要原因，其在《赵氏铁网珊瑚》一书中感慨道：

　　“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拓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周石鼓文字日益漫漶之由，一方面是受年长日久、风吹日蚀等自然因素之影响，此外，较为频繁的人为传拓活动，成为元代以后周石鼓文字进一步脱落的直接原因。

　　对此，明人王祎在其《跋石鼓临本》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石鼓拓本流传带来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岐阳石鼓，三代石刻之仅存于今者也……国朝既取中原，乃辇至京师，置国学庙门下，于是拓本日以广，而字画益漫漶不可辨矣。”[（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代著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在其《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曾云：“古人文字，不可不公海内大雅之学，藏而不传，与未藏同，与靳古遗古同。”这也是历代金石学者重视传拓的主要原因。然而，正是这种“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的思想，一方面使石鼓拓本因为频繁的传拓活动而得以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古之功，同时使得周石鼓本身却在出土之后遭遇了巨大的损坏。相反，在其出土之前，由于没有遭受各种损折，故出土之时“完美如初”。

　　这就牵扯到周石鼓的石质分析及其抗蚀性的问题。

　　马衡先生认为，周石鼓属于花岗层岩，石皮和石骨之间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导致内外层逐步分离，加之后来椎拓等人为因素，遂致使刻有文字的石皮逐步剥落：

　　“余适董其役，得以摩挱而审辨之。石质坚顽，审为花冈岩。其剥泐之状，异于常石。乃石皮受风雨寒暑之侵蚀，渐次与石骨分离，日久则脱落一层，石骨暴露，十石如出一辙。存字之处，石皮完好。亦有巳分离而犹未脱落者，扣之，则其声虚廓而不贸。倘遭外力压抑，可即时脱落。当靖康之际，剥泐程度虽不若今日之甚，当已入于此种状态……其损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时，修縆大索，长途挽致，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后，至于今日，昔在孔庙大成门左右，有大厦盖覆之，有疏棂扄鐍之，保护不可谓不周，然五百年来，又损五十余字，皆分离之石皮，经椎拓而脱落者也。”[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6—177页。]

　　马叔平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接触，从周石鼓的岩石质地角度出发，分析了元代以来周石鼓正是因为石皮离骨加之久经椎拓，最终导致石皮文字脱落、残损多达八十余字。

　　从周石鼓被发现时的存字七百余，至乾隆五十五年的存字三百一十，这一千一百多年之中，周石鼓损字过半，达到了四百字之多。而这其中，从元代到乾隆时，由于人为传拓等因素而导致周石鼓文字损落者竟达近百字。

　　所以，当乾隆皇帝看到这种现象时，慨叹“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