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管理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它的基础是仁，核心是道德教化，手段是德治、法治和礼治的结合，特点是重视人才，原则是中庸，最高的标准是无为而治,目的是创造和谐的社会。
孔子管理思想的基础
孔子管理思想的基础就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爱人。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在管理中重视人的作用，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进行人性化管理。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他人。处理任何事情，首先以自己的感受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自立于世也要帮助别人自立，自己想通达荣耀也要帮助别人通达荣耀。孔子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对他人的关怀，替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利，不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应该具有这种情怀，不论是管理还是经营都应该遵守这样的原则。
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管理思想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国家管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人才管理、教育管理、军事管理等很多方面。
国家管理
孔子爱人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也就是在国家管理上就是要进行德治，推行仁政，实行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三结合。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主张依据道德来处理政事，进而形成了系统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段话最能反映孔子的德治思想和行政管理思想。管理国家如果只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老百姓即使能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顿，老百姓不仅有羞耻之心而且能够诚心归服。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整顿，这既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整个管理思想的核心。孔子的管理思想是为他的政治思想服务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用道德进行管理，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孔子主张德治，提倡进行教化，反对严刑峻法，但他并不否定刑罚，德治与刑罚是治国的两手，两手都要用，要交替使用。
郑国的子产在临死前对子大叔交代后事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大叔执政后不忍心用严厉的办法治理国家，“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雈苻之泽”。子大叔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子产的建议，“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雈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孔子对这件事评论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虽然赞同用严厉作为宽大的补救，但孔子反对不进行教育就严厉处罚，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个父亲和儿子打官司，孔子把他父子二人关在监狱里，三个月都不判决。他的父亲请求撤诉，孔子就释放了他们父子。鲁国司徒季桓子听说后很不高兴，认为孔子欺骗了他。孔子曾经告诉他治理国家首先要用孝道，现在杀掉一个不孝的儿子就可以教育人民孝敬长辈，孔子却释放了那个不孝之子。孔子听说后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家语·始诛》]管理者失去了正确治理国家的方法却杀害人民是不合乎道理的，不进行孝道教育就进行处罚就是杀害无辜的人。管理者不对人们进行教育，人民犯了罪，责任不在人民而在管理者。在对人民进行处罚前，要首先进行教育。
孔子虽然主张法治，但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善人治理国家连续一百年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虐杀了。季康子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怎么样时，孔子就明确反对，“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执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
孔子认为法治的最高标准是：“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孔子家语·始诛》]，国家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但要通过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人民不去犯罪，法律备而不用。
孔子提倡以礼治国，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按照礼仪规范去治理国家，国家就很容易治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管理者崇尚礼仪规范，老百姓就不敢不尊敬，就容易使用。即使是国君，也要按照礼仪规范使用臣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以孔子主张以礼治理国家，“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齐之以礼”就是用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教育使人民自觉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社会规范。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所以孔子一再教育弟子要“约之以礼”，严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克己复礼”，努力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规定。
对于礼的作用，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得很明白，“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使用就在于创造和谐的环境。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不仅国家需要和谐的环境，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也都需要和谐，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发展。
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是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治国相结合，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三者相结合。
用道德治理国家主要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教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进行思想教育，它没有强制性，是软的；用法律治理国家，法律是强制性的，人民必须执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是硬的；而礼介于两者之间，礼仪规范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一般的违背礼仪不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所以礼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外在规范。在奴隶社会早期，法律并不健全，礼仪是在某些方面承担了法律的作用。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礼仍然作为法律的补充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所以每当新的王朝建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定正朔，易服色，制定本朝的礼仪制度，其实有些礼仪制度就是法律的补充。
中国传统的德治、法治、礼治三结合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科学的，它比西方现代的以法治国要高明得多。
行政管理
在行政管理方面，孔子主张要政令统一，要讲诚信，要名正言顺。
管理要政令统一，不能政出多门。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发布政令者的地位越低灭亡得就越快。
春秋时期，社会失序，社会动乱，孔子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天子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诸侯擅权，不尊王室，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要使社会有序，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局面。孔子自知人微言轻，难以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只能以笔代刀，将自己的观点寄托在著述中。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在《春秋》中，孔子开始就书“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周文王改定的周历正月，首书“王正月”，是表明天下统一，各地都实行周天子的政令。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周天子被晋国很不礼貌地召到践土，孔子不能秉笔直书，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到河阳去打猎，以此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在《春秋》中维护大一统，尊崇周天子，笔诛乱臣贼子，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尊崇周天子，尊崇周天子实际上就是维护大一统，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巩固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管理者要讲诚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怎样管理国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诚信比军备、粮食都重要。
管理要名正言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名不正，管理者发布的政令就不顺畅，政令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政事不能成功就不能推行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不能推行法律就不能正确执行，法律不能正确执行老百姓就不知所措。管理者一定名正，名正才可以发布政令，政令才能推行。
经济管理
在经济管理方面，孔子主张要节省财力、减少赋税、多给人民好处、减少人民的无偿劳动、使人民富裕起来，财富分配要均衡。
要节省财力，爱护人民。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国家要严肃认真，讲究诚信，节省费用，爱护人民，安排工程建设要躲开农忙季节。孔子这一段话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管理者要节约财力，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治理国家要节省财力。
要薄赋敛，减少赋税，“敛从其薄”，征税要少。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曷不彻乎”，为什么不将税收标准由十分之二改为十分之一呢，鲁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虽然它是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但它无疑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反对增加税收。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要改征田赋，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这时季康子刚刚派人从国外接回孔子，也许孔子对季康子有所期待，不便于公开反对，就对冉求说“丘不识也”。冉求多次询问，孔子仍然不发表意见。冉求就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仍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私下对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照常改征田赋，这使孔子很恼火，就把一腔怒火倾泄在冉求身上。因为冉求正担任季康子的管家，孔子就公开宣布冉求不是自己的弟子，鼓动弟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要厚施与，多给人民好处，孔子主张“养民也惠”，“施取其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也明白，要统治者拿出自己的财富给人民无疑是与虎谋皮，所以孔子主张“惠而不费”，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要轻徭役，少派人民去从事国家建设，“省力役，少赋敛，则民富矣”，节省劳役，减少赋税，人们就会富裕了。
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孔子进入卫国看到人口众多，不仅称赞说“庶矣哉！”冉有问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教之”，教育他们。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富民教民的重要观点，他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主张先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人民富裕起来后，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也体现了孔子爱人的思想，孔子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
财富分配要均衡。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财富分配均衡，国家才会安定。
人才管理
在人才管理方面，孔子主张举贤才。孔子深知，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者，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中庸》），鲁哀公问政，孔子一次回答说“尊贤为大”，一次回答说“政在选臣”，治理国家选择贤人最重要，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选拔人才。孔子特别强调贤人的重要，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颜渊》），选用了贤才，连坏人都没有了存身之地。
贤才如此重要，所以孔子提出要“举贤才”。弟子冉雍担任季孙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如何进行管理，孔子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冉雍又问怎样识别选拔人才，孔子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选拔自己所了解的优秀人才，自己不了解的人才别人也会推荐的。弟子子游任武城宰，孔子便问他你得到人才没有，“女得人焉耳乎”。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提拔正直的人使之在不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服从，提拔不正直的人使之在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不服从。要选拔重用正直的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提拔重用正直的人，使之位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连不正直的人也会正直起来。
孔子主张举贤才，但深知人才难得，“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五位干练的大臣就能天下大治，孔子感叹地说“才难，不其然乎”？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所以樊迟问什么是明智时，孔子深有感触地说“知人”，善于识别人才才能算得上是明智。对于如何识别人才，孔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原则和办法。
孔子选拔人才的第一个原则是“无求备于一人”，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他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用人要看他的长处。看人要向前看，“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孔子是看重年轻人的。看人要看大节，弟子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人的大节不能越出界限，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对人不能苛求。第二个原则是“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能因一个人一句好话而提拔他，也不能因一个人有错误而废弃他好的建议。但对那些花言巧语、面容伪善的人要警惕，“巧言令色，鲜矣仁”，这种人是很少有好的品德的。
选拔人才首先要进行考察，考察的方法一是“听其言观其行”。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考察一个人不仅要听他如何说还要看他如何做，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第二个方法是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第三个方法是考察要从大处进行。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第四个方法是不要被社会舆论所左右。弟子子贡问一个人被满乡的人都喜欢怎么样，孔子认为不行，被满乡的人都厌恶怎么样，孔子认为也不行，“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一定要仔细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人才。
孔子知道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需要大量的人才，他创办私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推行自己主张的德才兼备的贤才，所以当季康子问弟子是否可以从政时，孔子极力推荐，“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与从政乎何有”？仲由果敢决断，端木赐通情达理，冉求多才多艺，都是从政的高手，从政对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军事管理
在军事管理方面，孔子主张加强战备，足兵足食，教育人民习武备战；军事权力高度集中，由天子决定出兵作战；作战要讲究战略战术；反对侵略战争，用礼乐教化吸引他人来投奔。
孔子不仅懂得军事战术，而且懂得军政大计。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将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当作国家大计。孔子注重文武两手结合，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鲁夹谷相会，正是孔子预先安排了军队，才挫败了齐国的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孔子主张加强战备，教民习武备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孔子反对不进行战争训练就让人民去作战，“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主张军权集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提倡讲究谋略战术，子路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说：“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一定去找面临任务便谨慎恐惧，善于运用谋略去成功的人。孔子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反对战争，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孔子强烈反对，不能“谋动干戈于邦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远方的人没有归服，要用礼乐教化招徕他们，不能用战争来征服。
孔子管理思想的原则
孔子管理思想的原则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中庸之道的本意是执两用中，反对过与不及，提倡和而不同，这是孔子在研究历史和实际观察中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经过多方面对事物发展变化基本原因的分析、综合得出的方法论。
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就是中正、中和，“庸”就是常，“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朱熹解释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二程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恰当地处理问题的正确的、不能变易的原则。从文献看，孔子以前就有“中”的概念，但将“中庸”作为道德提出来的却是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把中庸当成最高的道德。
中庸要求“允执其中”，既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也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反对过头和不及，“过犹不及”。治理国家要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掌握过头和不足，取其中施行于民众。管理方法要中庸：要“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之上的共识与和谐；要一张一弛，“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家语·观乡射》]，让被管理者劳逸结合。
孔子的中庸方法论特点是承认矛盾，调和矛盾，使矛盾的两方面统一和谐，在具体的使用上是不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要把矛盾的诸方面处理得恰到好处。毛泽东对此称赞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集》]。
在管理工作中，确实需要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中，超过了这个度就是过，达不到这个度就是不及。过与不及都是不可以的，必须“执两用中”，不能超过也不要达不到。
对管理者的要求
孔子认为管理者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所以他对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管理者要忠于职守。弟子子张问如何从政，孔子告诉他“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做官不要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耿耿。
管理者对人民的事情要严肃认真。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对他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你对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人民对待你的政令就会严肃认真。
管理者处理政事要庄严恭敬。孔子赞扬郑国著名的贤良大夫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管理者要敬事而信，对人民讲信用；“信则人任焉”，只有对人民诚信无欺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信以成之”，讲究信用才能成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管理者讲诚信，人民才会竭心尽力；管理者要切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管理者要崇尚礼仪规范，按照礼仪规范去治理。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管理者崇尚礼仪规范，人民就不敢不尊敬，就容易使用。
管理者要尊五美，屏四恶。弟子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从政，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又问“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并进一步解释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又问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贪图小利。子夏担任了莒父宰，问孔子如何去管理，孔子告诉他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治就是端正，管理者带头行为端正，谁敢行为不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行为端正，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做，管理者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布政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对于管理者来说，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自身端正，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吗？连自身都不能端正怎么去端正他人呢？管理者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於人，则远怨矣”。管理者要崇尚道义，“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管理者崇尚道义，被管理者就不敢不敬服。
管理者要公平廉洁。孔子弟子子贡出任信阳宰，上任前向孔子辞行。孔子教育他说：“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民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临财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做官公平最重要，处理财务廉洁最重要。
管理者不要把个人待遇放在第一位，要首先做好自己的工作。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
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也就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历代封建王朝无不标榜实行仁政，提倡以德治国，举凡国家的治国方略，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无不受到孔子管理思想的影响。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的近邻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历史上也都以孔子管理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孔子管理思想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责任编辑：墨翰）